洪荒燃灯传奇

　　儒学刚一抬头，便遭雷霆打压。

　　同年，武帝任倾向儒学的魏其侯窦婴为丞相，武安侯田蚡为太尉，二人引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、王臧为郎中令。赵、王二人是经学大师申公弟子，力主修建明堂，以礼朝诸侯，恢复儒家礼制。武帝以“束帛加璧，安车蒲轮”的极高礼遇，将申公从山东迎入京师，商议礼乐制度。

　　一时间，儒风大盛，仿佛儒运当兴。

　　赵绾一时意气，竟奏请武帝：

　　“今后朝中大事，不必再奏请太皇太后。”

　　欲一举夺过政权，全面推行儒术。

　　消息传到窦太后耳中，太后雷霆大怒，暗中派人调查赵绾、王臧，罗织贪赃罪名，当面责问武帝。武帝迫于压力，只得将二人下狱，迫令自杀谢罪。窦婴、田蚡亦被免职，闭门反省。申公以老病为由，仓皇归乡。明堂之事，不了了之。

　　整个建元年间，儒学都在压抑、艰难、危险中挣扎。

　　直到建元六年五月，转机终于到来。

　　窦太后驾崩。

　　黄老之学最后的、最坚固的堡垒，轰然倒塌。

　　同月，武安侯田蚡再度出任丞相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风向彻底逆转。史书记载：

　　“及窦太后崩，武安侯田蚡为丞相，绌黄老、刑名、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。”

　　黄老、刑名、百家之言，一概罢斥，朝廷重用儒生数百人。

　　公孙弘以平民身份，专攻《春秋》，一跃成为天子三公，封平津侯。

　　天下学士，见封侯之赏在前，纷纷靡然向风，弃道从儒，弃法归儒，举国文风，一夜大变。

　　儒学复兴的春天，真正到来。

　　元光元年，汉武帝再下明诏，令郡国举孝廉，策贤良，广求天下奇才，以定国安邦。

　　董仲舒以贤良身份，入京对策。

　　武帝连问三策，核心只有一个：

　　天人关系，治乱兴衰，天命所在，长治久安。

　　董仲舒连答三章，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，逻辑严密，气势磅礴，史称——《天人三策》。

　　在对策中，董仲舒以《春秋公羊传》为根基，援道入儒，融合阴阳五行之说，构建了一套全新、庞大、严密、完全符合汉武帝政治需要的儒学体系：

　　-既有儒家三纲五常、仁义礼智信，安顿人心、稳定伦理

　　-又有道家天地、阴阳、四时，解释宇宙，顺应天道

　　-既有儒家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大一统，有为进取，强化君权

　　-又有道家以无为为道，以不私为宝，君心垂拱，驾驭臣下

　　这套体系，外儒内道，阳儒阴法，上合天道，下应民心，正中武帝下怀，令武帝心醉神迷，叹为观止。

　　对策最后，董仲舒掷地有声，提出千古定论：

　　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”

　　一言以蔽之：

　　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
　　汉武帝览奏，龙颜大悦，当即准奏，颁行天下。

　　自此，儒学正式超越诸子百家，超越黄老道法，成为大汉官方唯一正统哲学，并在此后两千多年，稳居中国思想正统地位。

　　儒学，真正大兴。

　　时机一到，董仲舒又暗中秉承燃灯古佛法旨，向汉武帝进言：

　　儒门以教化为本，戒尺，乃师道尊严、教化万民、匡正君心、规范学子之象征，请陛下下诏，令天下儒生、学府、书院、私塾，皆以戒尺为必用之物。

　　上可持戒尺以正君心、谏君王；

　　下可执戒尺以教子弟、化万民。

　　武帝欣然准奏。

　　从此，戒尺遍行天下，入学府，入私塾，入家庭，成为儒门象征、师道象征、教化象征，与儒门气运紧紧相连。

　　而这柄戒尺，正是当年燃灯古佛在造化鼎中，亲炼而成的丹心尺在人间的化身。

　　儒门有丹心尺镇气运，有汉武帝定国策，有董仲舒立教义，三管齐下，终于完成了从诸子百家之一，到唯一官方正统的惊天一跃。

　　东海造化岛，问道宫内。

　　燃灯古佛静坐莲台，望着东方人间气运，微微一笑。

　　儒门已定，庙堂已清。

　　下一步，便是静待岁月流转，因缘成熟，开启那场横贯万古、震动洪荒的——

　　佛法东进。